刑案庭审！张建伟教授：公诉人不是"总导演"，更不能"讲故事"

本文由张建伟老师授权“余是以言之”团队在律新观察首发推送，特别鸣谢

刑事庭审并不需要“总导演”

张建伟

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一场司法竞技主义下具有实质性的刑事庭审，的确富有戏剧的张力。在这种审判中，裁判结果的不确定性，给诉讼设置了一种悬念，让公诉人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以及所有关心此案结果的人都悬着心，直到裁判结果产生，法槌落下。

不过，实质性的庭审绝不是戏剧或者电影，也不是“春晚”，尽管许多案件的庭审过程都可能含有一些“戏剧”成分，如检察机关的“观摩庭”，公诉人要在观众中赢得赞许，不能不拿出看家本领进行“表演”；又如辩护律师在庭上可能会卖力地“表演”给法官看，为了获得法官的认同，甚至把辩护词加上诗词歌赋名言警句，他们有时更要表演给当事人或者家属看，表明自己收了“律师费”可不是吃干饭的，“我是卖了力气的”。

但是，如果整个庭审过程就是一场表演，除非是模拟法庭，否则是应当被质疑的。

庭审如果是一场表演，那么，这样的“庭审”被称为“Show Trial”，即“秀审判”、“审判秀”或者“表演式审判”。

这意味着，这种审判没有实质的审判意义，只有形式上的意义。它要么是走一个过场，满足判决的程序要求；要么服务于司法可能发挥的政治意义，借助庭审的外壳，达到特定的政治目标。这种庭审，不在乎正义的实现和真相的发现，法官服从于权力意志，其他人参与者大多心照不宣，不认为庭审是“真的”。

君不见韩国影片《辩护人》中，法官在开庭前会见检察官和辩护律师，不忘嘱咐一句：“我们干净利落把案件了结吧。”多次办理这类案件的检察官和辩护人都明白这句话的含义——在“表演式审判”中，大家各自扮演好的角色，共同配合把这场“秀”做好。这种审判方式，与威权主义有着密切关系。如今这类“表演式审判”早就因为许多冤错案件而声名狼藉。

庭审也许像一场戏，但是，严肃的法律专业人士绝不能把它看做一场戏，即使在比喻意义上也不行。因为这种说法，会启人疑窦，授人以柄，乃至失去审判及其结果的公信力。因此，当我看到有论者称“公诉人是刑事庭审的总导演”时，立即感到这个提法似有不妥。

该论者将刑事庭审看作是一场“电影”，法官是“看电影”的人，“就像是最终为电影作出评判的专业评审——他拿着遥控器,看到重要的桥段,按下慢放键反复琢磨,看到过场戏份,就快进键一带而过。快放和慢放,只是为他作出一个专业判断服务。而听庭的群众,则像是大众评审,不决定最后结果,只能用私下的品头论足来评价‘电影’效果。”

其实，法官并不是坐在审判台上评价公诉人的控诉质量好坏的人，他的精力要放在案件本身，他需要通过庭审建立起对案件的心证，如果要给被告人定罪，必须达到法定的强固心证的程度。

庭审过程不是在电视、电脑上看片子，有的还可以快进、快退、回放、静止，庭审过程，对于法官来说，要聚精会神，专注于所有的有利和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，对这些证据进行检验。他不是被动的观众，要深度介入其中，即使以消极克制的方式，也不可能置身事外，他要耐心听讼，并随时裁决其中的法律争议。易言之，他不能仅仅把自己当做“观众”，如果这个过程像是“电影”的场景，那么，法官也是“电影”中的主要角色，这同检察官、被告人、辩护人并无二致。

既然法官、检察官和诉讼参与人都像戏剧、电影中的角色，那么，庭审需要“导演”甚至“总导演”吗？该论者自问自答：“那谁又是庭审这场‘电影’的总导演?谁该为庭审的品质和效果负总责？从职能来看，这个责任应该是落在了公诉人的身上。可以说，公诉人更像是整场庭审‘故事’的总导演。庭审‘故事’呈现的效果是否精彩，全赖公诉人的设计和编排。庭审‘电影’不叫好不叫座，观众会怪在公诉人头上；‘电影’砸了,板子也基本都打在公诉人身上。”

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，其实，经不起推敲。

检察官对于自己的案件如何展开控诉，可能会有一番预先安排，如对于举证顺序和对证人的询问策略，要做一些准备，有的还需要向法庭提出建议，公诉词也可能事先拟好。但是，如果说这种举证、辩论的安排，就是整个庭审的“总导演”，就未免夸大了检察官庭审及其准备活动的作用。

庭审活动，如何展开法庭调查和辩论，甚至证人出庭顺序，法官并非“牵线木偶”，我国并没有放弃职权主义诉讼模式，法官对于案件事实有主动发现的义务。审判长更是庭审过程的主持人的角色，这种“主持人”具有主导意味，其活动岂是公诉人“导演”得了？同样，公诉人也不能“导演”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举证、质证和辩论，甚至连同为控诉方的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，公诉人也不能加以干预，何谈“总导演”?

如果检察官是“总导演”，各位演员就要听“总导演”的，刑事庭审不就成了“检察官司法”？那么，这种审判的公正性就会受到质疑。而且一场审判下来，法官裁决错误，就要归咎为“总导演”没把“电影”拍好。这种简单化的归责岂非冤枉了检察官？

不仅如此，该论者将公诉人在法庭上的活动比喻为“讲故事”，这种说法也不一定妥当。

该论者提及：“公诉人在法庭上把‘故事’讲好了,庭审的效果自然就实现了。这也是为什么,在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审理方式,被告人是否有罪,这个判断由一群法律外行作出。当他们完整地听完控方给他们讲述的‘故事’,并且让他们相信了事实的存在,凭借生活经验和一般人对人情世故的理解,完全可以作出一个准确的认定。”

一起案件事实，的确像个“故事”。“故事”作为一种文学形式，侧重对于“事件发展过程的描述”。法庭审判中，公诉人也要对案件事实发生、发展过程做一定描述。不过，故事的吸引力在于事实情节本身的传奇性，爱听故事是人的天性，讲故事的人注重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和生动性，把故事讲得绘声绘色，才能满足人们听故事的需求。

刑事案件都是在一定时空中发生的真实事件，检察官进行犯罪指控，要严格遵守举证规则，要根据犯罪构成要件客观揭示事实要素，不能进行文学渲染，而要过滤掉与定罪量刑无关的事实和情节，以保证诉讼效率。就此言之，公诉人不能把自己当成“说书的”、“讲故事的”，而且要警惕任何不当渲染可能给当事人带来的不公正处理的风险。

更要命的是，故事可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实，也可能是想象或者虚构的事实，公诉人绝对不能用想象或者虚构的内容当作真实发生的事实来“讲故事”。

说到这里，想起美国法庭审判中发生过的一件真事：一位检察官在开庭陈述时说到“这就是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。” 不料，接下来辩护律师以讽刺口吻对陪审团说：“这的确是检察官的一个‘故事’。” 他特别强调“故事”这个词，暗示陪审团那不是真的。

当人们听到有人称检察官在法庭的指控是“讲故事”的时候，会不会有同样的把检察官带进偏离“事实真相”的联想，值得警觉。其实，公诉人与其像是“讲故事”，不如说更像新闻记者的“新闻报道”，要客观真实地反映事实真相，而不能像孙敬修爷爷、张震先生那样做个“故事大王”。

刑事庭审不是“春晚”，这个过程及其产生的结果，涉及被告人的生命和人身自由的予夺，绝对是一个严肃的过程。不但法官要警惕自己沦为“春晚主持人”，公诉人也要避免大包大揽，自命“总导演”。

无论“总导演”也好，“讲故事”也好，都是对公诉人的庭审作用及其活动方式的不尽恰当的描述，公诉人要记住一句话：正确认识自己在法庭中的功能作用，忠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能，不要不切实际地对自己的作用做夸大性描述。如古人告诫的那样——卑之，无甚高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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